世界是我们最初的和最后的爱

对于人来说，存在一种处在中间的水平，即他的水平上的可能的行动和思想，任何更有奢望的事业都显示为矛盾的，通过历史，绝对并没有被达到，尤其是并没有被创立，政治不是宗教，它是专横严格的调查。社会何以确定一种绝对？也许每个人都为所有人寻找这个绝对。但是社会和政治仅仅担负着解决所有人的事情的责任，为的是使每个人都能有欢娱和自由去进行这个共同的寻求。历史不再被树立为信仰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机会，问题是通过警惕的反叛使这种机会变得频繁起来。

勒内，查尔绝妙地写到：“收获梦的缠绕以及对历史的漠不关心，这是我的弓的两端。”如果历史的时间并不是收获的时间造成的。那么历史确实只是一片转瞬即逝的严酷的阴影，在这片阴影中不再有人的份儿。谁献身于这历史就是献身于空无，而他自己也是一无所获，但是谁献身于他的生命时间，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那里取得播种和养育人的收获。最终，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也就是在需要时会奋起反对历史的人。这意味着一种无限的紧张和同一位诗人谈到过的紧张的安详。但是，真正的生活是在这撕裂的内部出现的。它就是这种撕裂本身。就是在光的火山上翱翔的精神，是公平的疯狂，是适度的筋疲力尽的不妥协。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漫长的反叛经历的边缘回响的不是乐观主义的公式——我们的极度不幸使这些公式有何用？——而是勇气和智慧的话语。这些话语靠近大海。是相同的道德。

今天，没有一种智慧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反叛不懈地反对恶，从恶出发，反叛所要做的只是进行一项新的冲击。人能够在自身中控制一切应该控制的东西。他应在创造中弥补一切能够弥补的东西。这以后，孩子们总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在完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人竭尽全力只能设法在算术级数上缩小世界的痛苦。但是，非正义和痛苦还将继续，尽管受到限制，他们将继续成为丑闻。卡拉马佐夫的“为什么”还将继续回响。艺术和反叛只会与世上的最后一个人一起死亡。

无疑，在人们追求统一的狂热欲望中存在着一种人们积累起来的恶。但是另一种恶源于这杂乱无章的运动。在这恶面前，在死亡面前，人在灵魂深处呼唤正义。历史的基督教只以王国、后来又以建立在信念上的生来回答这种对恶的抗议。但是，痛苦销蚀着希望和信念，它因而是孤独的、得不到解释的。受尽苦难与死亡的劳动群体是没有上帝的群体。我们的位置从此就在他们一边，远离新老圣师。历史的基督教却把在历史中忍受的恶与谋杀的治愈推到历史之外。当代唯物主义也以为能回答一切问题。但它是历史的仆从，它扩大着历史谋杀的领域并且同时使它得不到任何解释，除了在仍然要求信念的未来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应该等待，而且在这期间，无辜不停地死去。二十个世纪以来，恶的总数在世界上并没有减少。耶稣的再临人间——不管是神性的，还是革命的——没有一次得以实现。非正义始终与一切痛苦粘着在一起，即使那些在人们看来最值得忍受的痛苦也罢。普罗米修斯面对压迫他的各种努力所持的长期沉默始终疾呼着。但普罗米修斯时而看到人们也转而反对他并且嘲笑他。他被夹在人的罪恶和命运、恐怖及独裁之间，他只剩下了反抗的力量以从谋杀中解救那还能成为谋杀的东西，而不向亵渎神明的傲慢让步。

于是，人们明白：反叛不能脱离一种古怪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信仰上帝中也不能在历史中获得安息的人注定要为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不能生活的人们而活着：为那些被欺侮的人们。反叛最纯粹的运动于是笼罩上了卡拉马佐夫嘶声的呼喊：如果他们全体没有得救，单解救一个人又有什么用？这样，天主教囚徒们今天在西班牙监牢里拒绝收洗礼，因为当局的卫道士在某些监狱里把洗礼变成强迫的事情。这些人是受折磨的无辜的唯一见证人，如果必须以非正义与受压迫为代价而获救，他们宁愿拒绝得救。这种疯狂的慷慨大度就是反叛的慷慨大度，它及时地给出它爱的力量，并永远拒绝非正义。它的荣光就是什么都不计较，就是把一切贡献于现实的生活和活着的弟兄们。就这样，它为将来的人们竭尽全力。真正的向着未来的慷慨大度在于把一切都给予现在。

反叛由此证明，它是生命运动本身，只要不弃绝生命，就不能否认它。它的每一次最纯粹的疾呼都是一个人站起来。它就是爱的多产，或者什么都不是。没有荣誉的革命、计算的革命宁要抽象的人而不要具有肉身的人，只要必须，它就否定存在，用怨恨取代了爱。忘记了自身慷慨的渊源的反叛，一旦任凭自己被怨恨染指，立刻就否定生命，走向解体，并且扶助起这群露出狞笑的小小的捣乱者——奴隶的种子，这些人今天最终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主动提供各式各样的奴颜卑膝的效劳。这不再是反叛，也不是革命，而成为仇恨和暴政。那么，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这种杀人的和过渡的机械时，一种新的反叛以适度与生命的名义变得神圣起来。我们就处在这个极端点上。在这茫茫黑暗的尽头，一束光线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隐约看到这束光线，为此我们只应为这束光线能存在而斗争。我们全体超越出了虚无主义，我们正在废墟之中准备一种新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点。

事实上，反叛并不欲求解决一切，它至少已经能正视一切。从这个时刻起，正午在历史的运动中流动。在这灼人的炭火周围，阴影有一刻在挣扎，然后就消失了，而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被弃至于阴影中的欧洲人背离了固定不变和光芒四射的点。他们为着将来忘记了现在，因为强权的烟雾而忘记存在的猎获物，因为五光十色的城市而忘记城郊的贫困，为着一块空洞的土地忘记每天的正义。他们对个人的自由感到绝望，幻想一种奇特的人类的自由；他们拒绝孤独的死亡，并且把一种绝妙的集体弥留称为永垂不朽的事情。他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的东西，不再相信世界和活着的人，欧洲的秘密就是它不再热爱生命。那些盲人曾幼稚地认为热爱生命中的一天就是证明多少世纪的压迫是有理的。所以，他们要抹掉世界画幕上的欢乐，并且把它推向以后。对界限的不耐烦、拒绝它们的双重存在、对成为人的绝望，最终把他们抛进非人的过度中，否定生命的正确的伟大，他们不得不为自身下堵住。由于别无他法，他们只能被神化，而他们的不幸就开始了：这些神的眼睛是空洞洞的。卡利阿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们则相反，他们否定神明，因为他们拒绝赐死的无限制权利。他们选择了在今天唯一具有特色的规则，并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楷模：学会生活和死亡，并且要成为人，就要拒绝成为神。

在思想的正午，反叛者拒绝神明以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我们将选择伊塔克、忠实的土地、勇敢而简朴的思想、清晰的行动以及明晓事理的人的慷慨大度。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我们的弟兄们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正义是活生生的。于是帮助生活和死亡的奇特快乐产生了，从此我们拒绝把它推向以后。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毒麦草、苦涩的食物、大海边吹来的寒风、古老的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和这欢乐一起重造着时代的灵魂，重造一个将什么都不再驱逐的欧洲，它既不驱逐尼采——这个魔影在他精神崩溃后的12年中，西方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意识和虚无主义的惊世骇俗的形象来参拜，也不驱逐那个正义的、毫无温情的预言家，他误入“高门”墓地非教徒的方寸之中；它不驱逐被视作神明的、躺在玻璃棺材中行动的人中的木乃伊，也不驱逐任何欧洲的智慧与力量不断地供给给一个悲惨时代的傲气的东西。的确，在1905年的殉难者旁边，所有人都能够再生，但条件是要懂得他们正在相互纠正，而且在太阳中有一个界限阻挡他们所有人。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再次告终。在这个时刻，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弓弯曲着，木在呼叫着。弓在紧张状态的顶点马上将直射出最沉重而又最自由的一箭。”